在明萬歷四十七年的由楊鎬、杜松、劉鋌領導的薩爾滸之戰(zhàn)是明朝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次戰(zhàn)役中，占據人數優(yōu)勢的明軍，被努爾哈赤率領后金軍在作戰(zhàn)指揮上運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5天之內連破三路明軍，殲滅明軍約5萬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此戰(zhàn)役以明軍大敗而告終。

在雙方的戰(zhàn)斗即將打響之前，明朝這邊幾乎所有人都對打敗努爾哈赤抱著必勝的決心，認為此次戰(zhàn)斗不可能輸。然而結果卻超出了明朝的意料，誰也沒想到明軍會慘敗在努爾哈赤的手里。

所以問題就來了為什么明軍在薩爾滸之戰(zhàn)會敗得那么慘?明朝方面承擔薩爾滸之戰(zhàn)失利的負責人到底是誰?

1、兵力

從薩爾滸戰(zhàn)后損失的將官可以看出，參戰(zhàn)部隊九邊各鎮(zhèn)和腹里南方都有，客軍比例很高?？蛙娬{動的花費和把他們集中在帝國遼東一隅的花費非常巨大，這也是催戰(zhàn)的原因。而金軍主力已經在五萬以上，顯然需要的總兵力很大，客軍既然昂貴，那么勢必需要大量調動遼鎮(zhèn)當地的部隊(包括附庸軍)。遼鎮(zhèn)兵額本來只有七萬到九萬，經過撫順、鐵嶺之戰(zhàn)，本來就不寬裕，而遼東三面受敵的局面更決定了，直到戰(zhàn)役開始，相當部分當地(或屬國)參戰(zhàn)部隊不能擅離駐地(本土)，于是從各駐地各自出發(fā)就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了。

2、后勤

這里的后勤不是說撫順赫圖阿拉一路不能維持五六萬明軍的活動，而這條路人煙稀少，本身就不可能靠就地取給解決后勤，所以分兵的后勤好處不顯著。道路承載能力倒可能有問題，但畢竟金軍主力在這條路上來回過幾次，所以明軍主力的短促突擊應該可以進行(實際上薩爾滸之戰(zhàn)也很短)。真正的問題可能在于，對遼東大規(guī)模集結的補給(糧食、軍械)，明末只能走遼西和山東浮海，速度和效率應該不高，而且補給集結地域可能分在幾處，繼續(xù)長久等待補給的重新調配，在財政上是不可接受的，加上可能需要依靠分散在各駐地的遼鎮(zhèn)駐軍的物資，于是部隊集結地也只能分散。

3、習慣

其實已經很明顯了，我們明朝的是一條結構化的邊防線，可以積極的應對中小規(guī)模的頻繁沖突，并且已經形成一套習慣做法，但是全國的背后并沒有大規(guī)模的全國性機動兵團(這跟財政困難也有關系，邊軍也長期缺編)。每次危機發(fā)生，都是堡寨駐軍頂住，延邊各小型機動兵團多路出擊，相互配合，在和蒙古人的日常沖突中，大多可以等到援軍的到達，但面對實力和戰(zhàn)術都完全不同，甚至還深諳明軍特點的金軍，這招就不好用了，但當時尚未被認識到。

這一條還可以引申下，類似曾瑞龍先生在談論宋遼、宋夏戰(zhàn)爭時提到的軍事文化傳統，或稱習慣。特定用途的習慣做法，換個對象就失效了。就像宋軍從五代轉向對遼，西軍從對夏轉向對遼金。邊軍以少量家丁為核心的結構也可以看做是這種適應的一部分。

4、指揮

還有一個較為隨意的推測，由于明軍每次都集結各鎮(zhèn)的次等大小的兵團聯合作戰(zhàn)，可能多數將領都比較容易掌握兩三萬人的部隊，集結成十萬級別的大軍往往是戰(zhàn)役的某個時段，比如寧夏之亂的圍城階段，最好靜止或不長。長時間猬集一團可能造成統一指揮和行政管理上的困難(其實我覺得主要是第一條，尤其楊經理同學在后方，不過后來洪經略身在前方也沒鳥用)。

這方面一個不太恰當的參考是，大阪之陣時，壬辰倭亂才過去二十年，日軍已經甚少有人能控制萬人以上的部隊了。雖然日本人有自己的問題，但顯然，十萬大軍的統一指揮、控制和管理不是能簡單長期流傳的技能。

其實我覺得可能性比較大的前三條，歸根到底，都跟財政有不小的關聯，單純的軍事問題就這么通過朝廷財政延伸到了政治和社會層面?？疾烀鬈娫谶|東大部分失敗其實最直接的原因都還是具體戰(zhàn)斗中的兵力劣勢，如果出塞八萬官軍一起自撫順關一路做短促出擊，在薩爾滸同六萬八旗遭遇，勝負應未可知。不過同等兵力下，我認為明軍是打不過金軍的，至少統一的指揮常常就做不到，結果很可能又是一次富貧之戰(zhàn)，敗得好看一點。

以上就是小編我的個人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