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歐洲人來講，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14世紀的那一場黑死病。這次大瘟疫所造成的影響已經不僅僅只是幾本研究資料就能說清楚的，可以說這場大瘟疫永久的改變了歐洲人的命運。今天小編就以當年英國倫敦的視角來談一談歐洲歷史山這起大災難。

源起，卡法城上空的黑色尸體。

在14世紀的時候，世界各地的交流還非常有限，只有少數(shù)敢于冒險的商人，才會長途跋涉往來于各地之間。所以，要追溯數(shù)百年前一場大瘟疫的源頭，無疑是非常困難的。幸好，當時有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萊·德姆西的人，留下了一本名叫《1348年的瘟疫與死亡》的書，為我們找到了一個線索。

我們的主角是遠赴東方貿易的意大利商人，1346年的時候，蒙古人圍攻他們經常落腳的塔納城。這些商人只好逃亡到了熱那亞人建造的卡法城，這是一座擁有高大城墻的商業(yè)性城市。蒙古人的大軍來到卡法城之后，就將這里團團包圍，開始攻城。

但是，他們的進攻并不順利，這座位于黑海之濱的富庶城市，讓蒙古人短時間內無法攻破。更糟糕的是，流行于部落間的鼠疫，開始在蒙古軍中流行。大量的士兵病死，他們那恐怖發(fā)黑的尸體，被蒙古人用投石機扔到了卡法城內。

城市中的歐洲商人很快就被感染了——而烈性傳染病最可怕的就是，最初的感染者根本意識不到自己面對的是什么。也許最初的卡法城居民，還會嘲笑城外的蒙古人，窮途末路，只能把自己人的尸體扔進來。除了增加城市清掃的工作量，還有什么用?

很快，所有人都笑不出來了。人們紛紛被感染，死狀凄慘?；钪娜思娂姵舜与x，他們以為只要遠離卡法城，自己就安全了。實際上，這些人無意間成了“惡魔的幫兇”。

擴散，被邪魔跟隨的商船。

黑死病即是鼠疫，在最初的歐洲，人們稱呼這場災難為瘟疫、大死亡等，直到數(shù)百年后，研究者才因為這場瘟疫的慘烈，稱呼其為“黑死病”。其實，蒙古人對鼠疫并不陌生，他們可能早已經與其作斗爭了。

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專門有一章論述了蒙古帝國對疾病平衡狀態(tài)的顛覆。針對鼠疫，威廉·麥克尼爾寫道：“……人類鼠疫源自土撥鼠……在土撥鼠出沒的大草原上，游牧民族自有一套習俗以應對感染鼠疫的危險……草原上的人們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厄運?！?/p>

鼠疫一直都存在，只不過沒有大規(guī)模的傳播。曾經穿梭在歐亞大陸上的商隊，需要長途跋涉才能往返各個貿易城市。即便他們染上了鼠疫，也很可能死在漫長的路途中，很難在大城市傳播瘟疫。

但是，商船改變了一切?？ǚǔ堑囊獯罄倘耍瑤е笠唛_始四處傳播。商船的第一站就是君士坦丁堡，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樞紐城市。加布里埃萊·德姆西記載：“船員們好像有邪魔跟著一樣，一旦靠岸，便將死亡帶給與他們打交道的人。”

緊接著，意大利商人從君士坦丁堡出發(fā)，開始沿水路返回歐洲，比如意大利商業(yè)重鎮(zhèn)威尼斯。然后，商人們又把瘟疫帶到了其他港口城市，再深入內陸，最后席卷整個歐洲。當時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約翰·坎塔庫津寫道：“疫情當時(1347年)在塞西亞北部流行，接著便穿越海岸，席卷了整個世界?！?/p>

黑死病的死亡率極高，人們很快就意識到，這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大瘟疫。鑒于當時醫(yī)生和教士都無計可施，人們只有等死——或者是趁著還沒發(fā)病逃離，前往其他還未被傳染的城市。

劫難，無路可走的歐洲人。

1348年初，感染鼠疫的商船回到了意大利。很快，意大利就淪陷了，此后就是整個歐洲。

其實，那些通過商船四處逃亡的人們，很多都意識到自己感染了鼠疫。但是，強烈的求生欲望讓他們心存僥幸，當然也是對鼠疫的強傳染性知之甚少，他們決定帶著家人和朋友，四處逃竄。

歐洲人最初意識到，埋葬病死之人的尸體，可能會被感染，于是病死之人再也無人埋葬。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接觸病死之人的衣物，也有可能被感染。資料記載，當時有四名士兵在熱那亞一個空房子中撿到了一床羊毛床罩，當?shù)厝硕家呀洸∷懒?。士兵們蓋著這床罩睡了一晚，第二天都發(fā)病死了……

死亡可怕，恐慌更可怕。當時的歐洲人并不相信醫(yī)生能幫他們，所以更喜歡找神父。結果，教堂和修道院也開始蔓延瘟疫，沒有人能躲過一劫。加布里埃萊記載：“……多明我會虔誠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爾迪……與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還有那德才兼?zhèn)涞呢悹柾刑m·考克斯阿多修士，與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

對教會的信仰由此開始崩塌，鼠疫蔓延到什么地方，就會迅速讓這里遍地死尸。人們只能漫無目的的逃亡，把恐慌帶到更多的地方。

當然，人們也在想辦法活下去，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薄伽丘寫道：“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盡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樣，但有一點相同：自私自利，毫無仁慈之心。人們避免接觸病人，避免接觸病人周圍的一切，每個人心中只有自己?！北≠で鹩H眼目睹了鼠疫的慘狀，當然也如實記載了人們活下去的方式?！白运阶岳钡淖钪卑妆憩F(xiàn)，就是遠離人群，像薄伽丘《十日談》中的年輕男女一樣，躲在別墅中，終日歡宴，等待瘟疫過去。

當然，還有很多人希望通過祈禱，躲過瘟疫?！镀簌Z歐洲史》中有一段記載：

無法用詞語描述巴塞羅那舉行的祈禱和游行，成群悔罪者和拿著十字架的少女走過整座城市，虔誠祈禱。街道上擠滿了人，許多人非常熱誠，舉著蠟燭大喊道：“上帝，憐憫我們吧!”看到這么人聚在一起，看到這么多光著腳的小女孩，誰的心腸都會軟下來……

當然，我們知道祈禱游行毫無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就只能“自私自利”的躲起來了。

地獄，無處可逃的倫敦城

從卡法城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到意大利，然后西班牙、奧地利、匈牙利……瘟疫的傳播越來越混亂，誰也無法確切說明，到底是哪里的難民感染了自己的城市。1348年底，從英格蘭沿海城市蔓延的瘟疫，終于來到了倫敦城。

14世紀的倫敦是一座大城市，但完全不具備抵御傳染病的能力，某種意義上說，這里是瘟疫“喜歡”的地方。當時倫敦的大多數(shù)街道都狹窄骯臟，房子擁擠在一起，低矮且無法通風。而且，整個城市也沒有下水道，出門就是垃圾堆。

至于到底糟糕成什么樣子，之后第二場大瘟疫襲來之時，愛德華三世給市長的諭令，能說明很多問題：“宰殺牲畜后，腐臭之獸血充滿大街，內臟拋進了泰晤士河中。倫敦的空氣腐臭污濁，易生疫病。如此骯臟污穢的行為，無休無止……”

如果想感受一下這種畫面，現(xiàn)代的觀眾可以看一下2006年上映的電影《香水》，其中男主角出生的巴黎魚市場，應該比較接近14世紀倫敦街道的情況。

這樣的城市，對鼠疫毫無抵抗力。1349年的倫敦，如地獄一般，具體的死亡人數(shù)已經無法考證。如題記中所引述的內容，有些學者認為記錄者顯然夸大了死亡人數(shù)，整個倫敦在當年也不一定死了五萬人。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死亡人數(shù)遠遠不止五萬人……因為無法具體統(tǒng)計，我們也不再考證，找一些更加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吧。

前面也提到，對于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教士就是他們最后的精神支柱。但是，倫敦修道院保留下來的資料顯示，1349年的教士們，大多數(shù)沒有逃脫厄運。

比如到了1349年5月，威斯敏斯特的圣雅各修道院醫(yī)院，院長、所有的教友和修女都死了，只有一個人僥幸生存了下來。離倫敦不遠的圣奧爾本斯修道院，修士們也一天天死去，“在當時眾多的死亡者中，圣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附屬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倫敦主教區(qū)的大量職位空缺，上帝也沒能拯救修士們的性命。

絕望，災難不僅僅是死亡。

人類社會一直都很脆弱，尤其是大城市。瘟疫所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是死亡這么簡單，它對整個經濟的打擊更加嚴重。

原牛津大學教授索羅爾德·羅杰斯曾表示：“瘟疫給赫特福德莊園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足足用了三十年時間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的擱置等損失?！碑斎徊粌H是赫特福德莊園，倫敦也是，英國也是。

因為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倫敦的各個行業(yè)都備受打擊，短時間內難以恢復。而倫敦周邊的莊園，則因為缺少勞動力，大片大片的荒蕪了。如當時的文件《死后調查書》記載，白金漢郡的斯萊登莊園，受瘟疫的影響，磨坊主都死了，再也沒有佃農來磨玉米了。莊園的另外一處地方，“所有的佃農除了一個活下來外，其他的都死了……”

活下來的農民數(shù)量稀少，導致土地無人耕種，莊園主收入劇減，貴族領主的沒落由此開始了。

倫敦城的情況也很糟糕，羅切斯特主教區(qū)的教士威廉·迪恩記載：“有那么一段時間，各行各業(yè)人手都缺得厲害，英格蘭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勞工十分叛逆，即使國王、法律或法院也約束不了他們，大部分人變得越來越墮落、邪惡。”

中世紀大多數(shù)歐洲城市和倫敦一樣，都是依靠手工業(yè)和商業(yè)貿易，才得以發(fā)展的。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對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短時間內難以恢復。不過，這也逼迫新興資產階級行動起來，更加主動的高價雇傭勞動力，恢復生產。也正是因為如此，莊園制經濟逐漸瓦解，資產階級在困境中崛起了。

1349年的倫敦，僅僅是歐洲眾多大城市的縮影。而黑死病帶來的深遠影響，一兩篇文章也無法說清楚。但是我們要明白，人類面對災難，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才能取得勝利，才能繼續(xù)生存下去。